难忘的校园生活

——恭贺母校80华诞

　　　　　　　　　　　　　　　　　　　　　　　　　　　　　　　 本文经龙桂芳、邓卓霖、夏树楹、李琪和刘启福（执笔）共同讨论写成。

 　　

 

2014年是母校广西医科大学80华诞，也是我们第13班学子毕业60周年，乐见双喜临门！

母校成立于1934年，我们于1948年秋季入学。按例学校每年招生一次，从1934年招第一班学生到1948年，我班应排序为第15班，为何移前二班？1944年中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侵犯广西，母校停招生二年。我们既是1948年秋季入学，又为何1954年才毕业？我班是最后一届6年制。

“13”这个数字在一些国家是很忌讳弃而不用的，认为是个不吉祥的数字。但我们13班学子在母校6年的学习生活中，却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1947年是国共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由于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国统区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囤积大量民生物资，待机高价出售，造成市上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甚至一日三涨，货币成百倍、千倍、万倍、数十万倍地贬值，老百姓对国统区的纸币已完全失去信任，市面上开始流通“袁（世凯）大头”银元、清朝的“龙头”银元和“东毫”等硬通货，民众生活极度困难，以致国统区各地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为民请愿。母校所在地桂林市各大中专师生（包括广西医学院）冲破国民政府的阻挠镇压，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青年学生还将“中央银行”涂改为“种秧银行”以示抗议。

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我们当年入学的23位同学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桂林解放后不久班友覃毅即去桂林市总工会工作，方饶墀现为离休干部）和进步青年把入校作为隐蔽地；有抗日战争中难民学校流浪到桂林的学生；有在黄埔军校待了几个月滞留桂林感到迷茫的青年；有借了路费才能来桂林报考和只能报考读书不要钱又有饭吃的穷学生；有因解放战争南下的失学青年，当然也有农家和富家子弟等等。总之全班同学都达到各自的目的，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在当今高校大规模招生的情况下入学的学生，对一年只招到20几名到40几名学生会感到惊讶，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据母校校史统计，解放前15年从第1班到13班的毕业生共364人，其中第11班最多有46人，其次第7班44人，第9、10合班及第12班各43人，最少是第6班12人，第5班18人。

当时母校位于桂林市著名风景区风洞山下，总面积相当于南宁校址的大操场。校舍多为平房，只有3栋两层楼的建筑，用作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平房则为行政办公室、学生宿舍及部分教职工宿舍；大部分教职工在校外租房子住或住在自己的住宅。院长孙荫坤教授住在校园东北角的一小院内，我们没进去过，偶尔经过小院门前，斜眼往院内望一下而已。

基础课各科教师1至2人，最多3人；临床课教师稍多一些，因为他们还要在附属医院看门诊管病房。教学设施简陋，图书馆很小，存书也不多，只有2位管理人员。上课没有教科书，教师凭自己掌握的学术水平讲课，我们边听课边笔记。有些课程有实物标本或挂图，但解剖课的骨骼标本不够用，我们利用假日去郊外乱坟堆寻找无人认领的尸骨，经消毒后用于学习。

校园虽小，但师生员工也不多，每天上课下课，来来往往，大家很快便相互熟悉了，甚至能叫出名字，感情很融洽，和谐相处如一家人。

不久，北方一些名教授，受李宗仁（曾任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多年）的邀请，或受解放战争影响，来到桂林我校教学，增强了我校的教学实力，也提高了附属医院的医疗质量，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福气。解放后，他们陆陆续续回去了。我们入校时，附属医院妇产科有位中文名叫“胡韦尔”的德籍教授，他什么时候离校回国记不得了。孙荫坤院长何时离校也不清楚。

1949年下半年桂林解放前夕，时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来院对全体师生员工做演讲，地点在大门右侧操场。因当时不关心此事，演讲内容已毫无印象，可能是李宗仁临离开广西前，来向广西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创办的广西医学院告别吧。据校史记载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曾一度兼任广西医学院院长。

我们的解剖课由方中祜教授讲授。方教授平日面孔严肃，不苟言笑，事实上他很关心爱护学生，星期天常带我们去郊外爬山游玩，与学生们有说有笑，态度随和。

由于解剖课的特殊性，考试不宜用笔试而采用口试。方教授坐在台上，指着人体解剖标本提问。一位李姓班友学习成绩是较好的，但他有一些口吃，到他回答时，紧张加上口吃，本来懂得内容也答的结结巴巴，弄得满头大汗。我们在旁偷偷笑。

李志尚教授上我们的病理课。一天中午，桂林市公安局送来一具女尸要求尸检，尸体已经发出尸臭。李教授口罩也不戴，就开始尸检。我们第一次观看对真人的尸体解剖，剖胸开腹，露出五脏六腑，加上尸臭，感到阵阵的恶心想呕，而李教授迎着尸臭熟练地进行着尸检工作。想着尸检的场景我们当天的午餐一口也吃不下。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广西，部分师生离校回家。1949年11月21日是15周年校庆，留校师生在操场上聚餐，晚上举行了文艺晚会庆祝，我班有班友上台表演。第二天（21日）一早，解放军开进桂林，我们都上街夹道欢迎，市上秩序井然。

为了保护学校不受坏人破坏，留校学生成立了护校队，扛着门卫的步枪在院内巡逻。有两位班友胡万达、刘启福参加。

不久，学生会组织了腰鼓队，队员中半数是我班班友。每逢节假日腰鼓队上街宣传。

1951年暑假，学校组建了“中央少数民族卫生调查团”，周展骥教授任团长，我班和部分护校学生为团员，到罗城县山区工作。当时广西土匪尚未完全肃清，县人民政府派了武装护送我们进山。

进入黄金镇、龙岸镇，发现不少村民腹部肿大。经周教授检查，腹部有腹水，肝脾肿大，呈现营养不良和贫血等症状。周教授认为这些村民可能是血吸虫病人。

血吸虫病是人的皮肤接触水中的日本血吸虫尾蚴而感染引起，钉螺为尾蚴的中间宿主。

周教授指导我们去沟溪塘水边寻找到了钉螺，同时收集这些村民的大便经处理后，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血吸虫卵，抽血检查在显微镜下又找到尾蚴。至此，确诊日本血吸虫病的证据链条完全具备。这是第一次确证该地区为日本血吸虫病流行区。不久，班友刘启福陪同寄生虫病教研室主任龙祖培教授去该地区复检并予以确认。后经该地区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消灭钉螺，积极治疗病人，最后消灭了该病。

上山途中我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宣传清匪反霸政策。虽然剧情简单，演技业余，仍受到村民的欢迎。

1951年底，学校组织土改巡回医疗队由桂林来南宁后再分到桂南部分县市，配合当地土改工作队开展工作。队长由老师担任，队员为12班和13班的学生，2~3人为一小组，背着药箱走村串巷，给村民送医送药，受到村民的欢迎和好评。

解放前学生伙食较差，三、五位班友凑钱加菜，没有锅头煮用脸盆代替，也吃的很欢。有时我们去帮食堂搬运木柴，会得一些运费来加菜，全班班友聚餐，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餐后还扭起秧歌来，大家十分高兴！

有趣的是一位有点农业技术的班友，见校园东南角有一块空地，搁在那里不用可惜，便开荒种起菜来，居然长势喜人，屡获丰收。

解放后学生伙食有了改善。为了花钱少吃得更好，成立了膳食委员会，由食堂员工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共同去菜市选购食品。有一届班友胡万达担任主任委员，他认真负责，开动脑筋，精打细算，伙食搞得较好，早餐能吃到味道鲜美的鸡肉粥。那时吃饭不限量，可以敞开肚皮吃，很受同学们赞许。

年轻人消化功能强，遇到上午最后一节无课时，会感到有点饿，就去食堂找厨工师傅要锅巴吃。那时是煮大锅饭，把饭盛到饭桶后，留在锅底的锅巴，黄而不焦，又香又脆，是饥饿时的美食。由于员工和学生的关系很好，去要锅巴有求必应。

1953年夏，我班课堂教学阶段结束，进入生产实习。到哪个科室实习，不由个人选择，全由组织分配，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的生产实习，又称为重点实习。到临床科室实习的班友，重点只分别分到外科、内科、妇产科或小儿科。有8到9个月时间留在所分到的科室实习，余下时间则到有关科轮转。这样的实习，能让实习者较快掌握该科一般的诊疗技术，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可担任住院医生的工作，出门诊管病房，病房有事还随叫随到。那时电话极少，如何联系？好在医院范围不大，敲钟发出的声音全院都可听到。规定钟响一声，是外科找人，两声是内科，三声是妇产科，四声是小儿科找人。因此，在临床科实习的班友，上街前都要去病房看望，无事才能离开。这样实习的方法，可缓解上级医师人少的困境。

到基础科室实习的，全年都在分到的科室实习。除了与师弟师妹们同听上级老师的大课外，主要带师弟妹们的实验课，并评阅实验报告，后期对师弟妹们试讲一些大课，有的参与编写部分讲义。因此我们从实习开始就可以领工资了。那时发的工资是“折实工资”，政府和事业单位职工及部队官兵都实行“折实工资”。这种工资每一单位含有多少粮、油、布等生活用品有明确的规定，不同职称、不同级别所领的单位数不同，每月发薪时按上个月一个单位所含各种物资的总价格乘以个人所得的单位数即为当月的工资。这种工资制度是保护领工薪者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也可以说是解放初期政府采取的惠民工程。

生产实习结束以后，写一篇实习论文经审核合格就算毕业了。因国家急需医务人员，我们提前到了1954年4月毕业，由国家包分配。可以说我们一入学，就端上了“铁饭碗”。

毕业时我班共22位班友，12位分配到湖南、海南和广西部分市县，10位留校，基本上到原重点实习的科室工作。

我班跨越解放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来说，共产党较之国民党占绝对的优势。听共产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从本文中所述我班参加的社会活动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对重点实习科室的分配和毕业分配得到证实。正因为如此，留校工作的10位班友中，有9位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中国医科大学开办全国法医培训班，组织上约谈了几位医师拟送去学习，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不愿去。后找已是外科医师的邓卓霖，谈及此事，指出法医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需的人才，邓卓霖随即同意改行去学法医。后来，邓又被借调到基建处工作。学校在融水县买了一批木料，无车运回来。邓到柳州找到柳州钢铁厂的领导，请求帮助，厂领导同意派10部大货车将这些木料运到柳州，然后再用一个火车皮将木料运到南宁，保障基建工作顺利进行。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审干工作，校领导抽调部分教师、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刘启福抽去参加外调工作。他花3个多月时间，跑了半个中国，将所调查对象的相关资料，详细记录。回校后如实地向组织汇报，让组织了解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消除对他们的疑点。后来这些被调查对象，有的入了党，有的担任科室或部门的负责人。

上世纪80年代，广西卫生厅要求附属医院组建援外医疗队去非洲工作。刘家奇和夏树楹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担任医疗队长带队去尼日尔工作两年。他们医技高超，医疗费用全免（由中国政府支付），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点赞。瑞士驻尼日尔大使夫人的表妹患过敏性休克，情况危急，夏树楹将她治愈受到表扬，其事迹《健康报》曾予以报道。

60年来，留校10位班友中，7位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8位入选《杏湖霓虹》--广西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英才谱（广西医科大学编）。夏树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龙桂芳评为二级终身教授，3位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英语培训，其中邓卓霖、刘启福2位去美国进修2年。院长叶馥荪教授筹建成广西肿瘤防治研究所，推荐并报上级批准，刘启福为第一任所长，该所附设的200张病床，是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最不可思议的，也是打破校史记录的是方饶墀、龙祖彭和邓卓霖同时出任校领导，分别担任党委书记、院长和党委副书记。

衷心感谢母校的辛勤培育和师长们的谆谆教导，让我们在祖国卫生医疗战线上，能尽到一个小兵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