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医大

一一难 忘 的 医 学 生 时 代

　　　　 　　　　 陈惠才（六一级三大班一小班）

 

今年11月21日是广西医科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大喜日子,曾是广西医科大学学子的我感到非常高兴。53年前高考,高中的恩师一一玉林高中李志仁书记建议我报考广西医学院,我被录取,成为医疗糸的一名学生。我的人生成长与医大密不可分, 医学生时代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怀着感恩的心,纪念母校校庆。

 

经济困难　 学院发给助学金

 

1961年9月,我带着父亲“学医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的嘱诉,带着简单的行李,怀着当个好医生的愿望,离玉赴邕,踏入广西医学院,被编入六一级三大班一小班，学号4022。

当时国家正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物质溃乏,国家召号召全民生产自救,粮、棉、油、肉、糖定量计划限量凭票供应。我们主粮还搭配红薯、玉米。因油水少易饿、每班每周都有一个下午为“改善生活”的节目,就是摘自己种的厚皮菜煮来吃,连女同学都能吃一大碗。有时课后,有些同学在宿舍边架起冼脸盆、用有加利树枝和落叶当柴人,摘野生的红薯叶、红薯藤煮吃,有的同学把从家里带来的木薯粉煮成浆糊或汤丸充饥。1961年国庆节加菜,发一个小罐头,大一点的就得两个或四个人分。生活艰苦, 学院给经济困难的同学发放数量不等的助学金。给我的是乙等，还发给我蚊帐、近视眼镜,这令我非常感动。在玉林高中时,因家穷,我交不上伙食费,每餐吃5分钱白粥,日食两餐,连续两个多月而致病休学,当农民、代课老师、临时工。如果没有助学金,我很难读得起大学。后来,学院号召:国家有困难,同学可退出一些助学金,减轻国家一些负担，共克时艰。我也退了2元钱。有国家的帮助,我们才完成学业，至今我仍心存感激。

 

　　　 　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

 

学院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停办儿科系及卫生系,集中办好医疗系。明确以育人为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医学人才,纠正“教育大跃进”,劳动时间过多,恢复教学秩序；以教学为主,努力堤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学院30多门课程,大部分釆用部颁教材教学。课程大都由名师、教授、副教授、讲师主讲。他们有的留学英、美、日、德、苏，水平较高,经验丰富，如潘士华、李志尚、方中祜、王家睦、钟骥才、陆含华、魏琦、于辉扬、江俊慧、张明安、汤冠军、韦振鹏、李德基、汤圣希、冯家骏、龙祖彭、龙祖培、梁祖鼎,李毅,刘敏谷、吴开国、何兆雄、蔡建章、叶馥荪、候健、周展骥、蓝永英、林郁华、郭植材、夏树楹、于志清、李伟诰、李振庆、覃光熙、严济邦、沈康年、谭丕森、刘家奇、卢全书、曾云英、梁徐、陈祥焘、王缉平、刘庆尧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课。年级办公室有张敬民、李颖、陈大东老师,其他老师不能一一例举。他们辛勤劳动,认真备课、讲课,认真带教,教给我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我们做人、做事,为我们今后当医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我们这个年级很幸运,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教育,我们心怀感激,至今不忘。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关心学生生活

 

学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韦必克院长给我们讲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学院开展学习革命先烈、学习白求思医生、学习雷锋同志活动。学习中苏论战“九评”。1965年春节前组织师生到靖西县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教书育人,使同学们受到更高层面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产生巨大的前进动力,克服思想上、生活上,学习上的各种困难,刻苦学习,取得良好成绩。

尽管生活困难, 学院很关心学生,有病的同学还得到特殊照顾。发动学生种菜，动员学生挖塘泥养鱼,改善生活。王远明院长常深入学生宿舍,了解学生情况,解决困难,如开展消灭臭虫活动、从学生宿舍到二区修了一条约一米宽的水泥路(同学戏称为“情侣路”)方便师生出行、在男生宿舍旁修了游泳池,方便同学游泳,锻练身体。随着经济好转,曾给六一级同学在小饭厅开短期的“大锅饭”,以增强体质。

学院开展跳交谊舞活动,请303医院院长杨宝书教我们跳舞。入学前期,舞会常有,院长带头,调节生活。元旦舞会时新年钟声响起,食堂发半斤重馒头一个。晚饭后,常有同学在宿舍、走廊吹拉弹唱,拿口盅、饭盆、冼脸盆、水桶伴奏,好不热闹。还经常开展体育活动,显示青春活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认真学习 严格考核

 

同学们学习的热情很高,上大课,不编坐位,不点名,完全是靠自觉,那时是大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很少有人随便缺课,晚上自觉到科学馆教室或者在宿舍自习。学院制定了严格的学籍考查升留级退学休学规定,同学们都非常清楚,谁都不会轻易碰触红线。我们自觉学习,上人体解剖课,同学自修就到104馆教学标本尸体旁学习,了解神经、肌肉、骨头的分布走向,虽然福尔马林气味呛鼻,学习热情不减。据说往届寄生虫课考试同学不及格的较多,大家就更加注意。不管是基础课、实验课和临床课,大家都认真对待。课后注意复习。我记得,与李烈森,黄素唏,关敦平,陈华奇等同学在校园、南湖边散步时,我们还在回忆课堂的内容,过电影,学习休息两不误。学院也严格考核、考试,有的同学笫一年就被退学、留级、休学。 有个同学还留级两次,可见淘汰制是真的,学习压力也是大的。据六一级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资料, 全年级入学时440人,毕业时为358人(2004年校志版名单为377人）。

 

　　　　  “ 文化大革命”灾难  毕业全分到基层

 

1966年,当我们生产实习快要结束即将毕业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扑面而来,我们被召回学院,身不由己,卷入这个“革命洪流”中、停课闹革命、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长征”、串连,分成对立两大派群众组织。不少教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许多领导和干部被划为走资派、黑邦而被强迫劳动,许多教职员工受到政治迫害,学院处于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场浩劫和灾难,对广西医学院也是如此,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67年春,全国暴发“流脑”,学院组织我们下乡防治,我和陈华奇等同学被分到平南县,我们学习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城郊夜间出诊过河叉时,险些沉船,好在命大,及时赶到病家。当时病人高热昏迷,紧急处理后嘱家属火速抬送县医院抡救,后来得知病人昏迷几天几夜,最终治愈。

防治“流脑”结束,回学院后仍打派仗,没完没了,作为普通群众,我们觉得令人厌烦、惆怅。后来我同陈华奇等同学于脆跑回玉林老家。直至1968年7,8月军宣队进驻学院,召我们回院参加毕业分配。本来五年变七年,终于毕业,心情自然高兴。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件通知,高校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边疆、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甚至改行”。学院由军代表主持分配,全部分到基层。经军代表同意,个别可以对调去处。既没有毕业典礼,也没有师生合影,没有毕业照,没有正规毕业证(1982年才换广西医学院的正规毕业证).当时,同学们没有不服从分配的,大家挥别学院,分赴各地,开始新的征程,谱写不同的人生。(2006年六一级同学毕业40周年聚会时统计,除少数调到地市以上医院外,绝大多数仍在基层)。 我先到玉林地区报到,再到容县,最终被分到离城数十公里,四面环山,只有七个人的“战备医院”,开始了从医生涯。

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已是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人老怀旧,人之常情,广西医学院学生时代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们感谢母校恩师的辛勤教育培养,祝愿母校广西医大的明天更加美好!